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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间谍:大清败于全民腐败 而非李鸿章之过

2015-7-18 10:44| 发布者: 红烛云飞扬| 查看: 7| 评论: 0

摘要: 来源:中国经营报导读: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认为,大清之败,乃败于全民腐败,而非一人之过。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,均以为杀一李鸿章,万事皆了。梁氏更是痛责,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,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,犹 ...
来源:中国经营报

    导读: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认为,大清之败,乃败于全民腐败,而非一人之过。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,均以为杀一李鸿章,万事皆了。梁氏更是痛责,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,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,犹可言也,士君子而为此言,则只能曰狂吠而已。

李鸿章坐像

    杨三已死无苏丑,李二先生是汉奸。

    这幅对子,虽不工整,却极为著名。这“李二先生”,指的就是李鸿章,李氏在家行二。

    上联之“杨三”,据说乃京师之苏昆名丑。甲午战争后,在演那《白蛇传》时,对李鸿章极尽嘲讽之能事,正好李鸿章家人在座,气愤不过,上台劈了其几记耳光,致其自杀。亦有说其为慈禧皇太后在宫中供奉演戏,因不愤李鸿章在马关“卖国”,而自杀尸谏。亦有说此名角并非“杨三”,而是“刘赶三”,但“赶三已死”和“李二先生”有些对不上,就改成了杨三。

    “杨三”之事,虽是野叟村言,无稽之谈,但李鸿章之“汉奸”罪名,自马关签约,却是人言汹汹,俨然板上钉钉。

    “屈迎回鹘马,羞引汉龙旗”

    李鸿章少年科第,壮年戎马,中年封疆,晚年洋务,风云际会间,扶摇而上,诸事顺利。及至中日甲午之争,陆战痛失朝鲜,海战痛失北洋,狼烟燃于盛京之龙兴之野,倭患及于曲阜之圣人宗庙。随即匹马渡海,以此老残之躯深入虎穴,忍辱负重。

    及至马关街头遇刺,辗转病榻之上,李鸿章时思感激此刺客,经此一劫,李鸿章之报国之心、办事之难或可为国人略知也;李鸿章亦时思痛恨此刺客,何以不能一枪致命,或可一了百了。倘或就此毙命马关,于李鸿章一己而言,实是幸事。后人思及李鸿章,或可敬为身死前敌之烈士,令名得以保全。人云“千古艰难唯一死”,其实,死并不难,难的是断臂求生、忍辱负重,唯有肩负李鸿章般不可承受之重担者,方能明了。

    《马关条约》,实非丧权辱国之因,乃是丧权辱国之果。即令李鸿章身死东瀛、马关之约胎死腹中,莫非便可“权不丧”而“国不辱”?舍此城下之盟,倭寇必将攻占北京、饮马黄河,而列强之虎视眈眈者,为免倭人独吞,必将一哄而上,瓜分豆剖,则我大清帝国固将雨打风吹而去,泱泱五千年之中华或亦将自此陆沉。

    马关议和,实乃无奈之举,即令好为清谈、口水抗日如翁同龢者,也不得不赞同此议。翁师傅心知肚明,口水难挡倭刀、清谈不可救国,只是君子虽好肉食、却不愿近庖厨。他们是断不肯委屈自己,为国为君为民来肩负这忍辱之角色。只有李鸿章这般的“戆大”,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死,甚至还不怕“脏”,春帆楼(马关和谈之地)内随狼共舞、与虎谋皮,明知不可为、不能为而勉力为之,内心之焦灼、凄惶,无以名状。自污如此,李鸿章一生之事业,自然扫地无余,如欧阳公所言“半生名节,被后生辈描画都尽”。奈何,奈何!

    甲午之役,李鸿章作为军事之主帅、外交之档手,固然罪无可绾。但是,自李鸿章于同治十年(1871年)首订《中日修好条规》,三十余载,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,未雨绸缪,却都如对牛弹琴。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,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,此中苦况,却向何处宣说?

    洪杨(太平军)乱平之际,李鸿章就曾建言,此乃吾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非幡然变革无以自强。其时之日本,君臣一心,学西法、兴洋务,卧薪尝胆,日渐崛起。以当时之情势,如吾中华有以自立,日本则将附丽于我,窥伺西人之短长;如吾中华无以自强,日本则将效尤于彼,分西人之利薮。日本之崛起,绝不在我之掌控之中,我所能做的,无非因势利导,自强则可合彼之力,共谋当世生存之一席之地,不自强则必受其噬。

    其实,外交之道,首在实力,所谓“以夷制夷”,无非权宜之手段而已,绝非根本,不可指望敌手身上还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。李鸿章当国日久,周旋豺狼虎豹之间,岂能不知本末?如吾中国不能自强,因循虚饰,自坏根本,内患已增,则处处皆我敌国,又何分东洋、西洋?弱国外交只能因势利导,以变应变,根子里惟有自强二字,此所以李鸿章力倡韬光养晦之因。

   及至日人夺我琉球、进窥台湾,而俄人占我新疆、进窥西北,虎狼遥相呼应,海、陆烽烟并起,东、西警钟齐鸣。权衡轻重缓急,朝廷乃以西北为重,遂有左宗棠西征之事,终致南疆底定、西北安宁,其代价却是琉球之失(见《中国经营报》2009年10月12日第1829期D1-D2版“西域狂沙东海浪”)。

    自北洋建军,艰难曲折,乃至练成大洋劲旅,其假想敌始终都是日本。李鸿章无时敢忘,日本贫而多贪,诈而鲜信,通晓我中国典章,其力不为弱,其志不在小,祸在咫尺,诚为我中国永远大患,远非西洋诸国居七万里以外可比。往不可谏,来犹可追,卧榻之侧,已有劲敌酣睡,我中国惟有卧薪尝胆,力求自强,方能生于忧患,而免死于安乐。

    “存亡国家泪,凄绝病床时”

    不料,北洋成军之后,堂皇颇有规模。朝中衮衮诸公洋洋自得,以为凭此世界第八之海军,便可高枕无忧。翁同龢执掌度支(财政),凡遇北洋水师更新用款,无不驳诘刁难,至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甚至将南北两洋购买洋枪、炮弹、机器事,暂停两年,致令我舰队徒有庞然之外表,吨位虽重、炮径虽大,却无快舰、快炮,行动迟缓,开战后处处受制于人。

   甲午战前,翁同龢为搏个人虚名,并陷李鸿章于进退维谷,乃高调主战,“俗不拉几”(合肥话,没有实力却爱表现)。李鸿章曾怒目相视,责问其平时缩减军费,临战而问兵舰,兵舰果可恃乎?翁同龢竟答称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,李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,其错居然亦在李鸿章。翁之门生王伯恭亦曾坦言,翁曾亲口所言,中日之战无论胜败,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(《蜷庐随笔》)。因私废公,误国不浅,恭王临终告诫皇上(光绪),翁同龢主战而又不备战,既失外交之良机,又令实已落伍之陆海两军陷入险地,“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”。恭王薨后,皇上乾纲独断,将翁逐回原籍。及翁之死,庆王为之请恤,皇上盛怒,历数翁误国之罪,首举甲午之战。太后不语,庆王不敢再言,故翁无恤典。李鸿章及翁同龢二人,何人误国至深,皇上、太后等知情者自有明断。

    倒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,能一窥李鸿章当家之苦、之难。其在呈交天皇之《对华迩言》中说:“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,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,轻侮指笑,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。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,又有对付日本之策。彼往年上书朝廷,请整顿海防,文中曰:‘日本阴柔有大志,宜阳与之结好,阴为之备’云云。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,再对日本有所行动。故彼至今为止,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。此意见亦非李氏一人之意见,如已故之彭玉麟、左宗棠、丁日昌等,亦同有此意见。故可视为中国对日本之政略也。”

   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虽是敌手,却亦为李鸿章辩护,论及甲午战前李鸿章早有增兵朝鲜计划,却被翁同龢等否决,设若及早增兵,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或未可知。“北京政府竟徒呈党争,对李竟加以如此儿戏般的谴责,清政府也可说是自杀的政策……李鸿章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之下,终能支撑中日交战的局面,日夜孜孜从事于外交和军事上的活动,其处心亦甚可悯了。”

    甲午战后,陆奥对其同胞得胜后的骄态,颇多批评:“对于一切事情往往只出于主观的判断,丝毫不作客观的分析研究:只重内而不顾外,只知进而不知止”,“此时如有深谋远虑的人,提出稳健中庸的主张,就被目为毫无爱国心、胆小卑怯之徒,将为社会所不齿,势不能不忍气吞声,闭门蛰居。”此一逆耳忠言,于我朝野也实能振聋发聩。

    宗方小太郎更有惊人之语,认为大清之败,乃败于全民腐败,而非一人之过。而我朝野则盈廷虚骄,均以为杀一李鸿章,万事皆了。那些峨冠博带、指天画地者,自以为气吞东海,舌撼三山,后人梁启超斥其为“虚骄嚣张之徒”,立于他人之背后,摭其短长,以为快谈,而不思解决之道,“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”。梁氏更是痛责,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,若出于市井野人之口,犹可言也,士君子而为此言,则只能曰狂吠而已。

   诚哉斯言!

    今日名词之滥用,未有如“汉奸”二字者也。不顾势禁形格、不察来龙去脉、不问细节情由,动辄冠人以“汉奸”之大帽者,令办事人逡巡不敢向前,其貌似爱国,实乃误国、亡国,倒颇类似“汉奸”之所为……

    (注:标题诗句均引自黄遵宪诗《马关纪事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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